经济政策变化背后:可怕而被迫的选择

这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最近的讲话。它拥有大量的信息,揭示了关键时刻高层决策的思维和逻辑。它有很大的认知价值。

主要内容如下:1 .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在判断中国经济走势时没有接受前两个说法,而是提出了第三个判断:下行波动。

这是一个全新的决策层判断,许多政策会因为这个判断而做出一些不同的调整。

2.当时(2008年),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的中文版本。

我们也应该借钱给一些国家,然后帮助他们挖掘和修建道路,创造新的财富,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和谐世界计划。

然而,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,因为在这些国家可能有政变或其他问题。放贷的风险很高,或者说国内投资4万亿元的风险最小。

3.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,但这一比重不能从天上掉下来。如果有增加,就一定有减少。至于是减少政府、企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,还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。

更不用说降低人口比例了,这表明提高居民收入比例的策略是比较软的。

4.一带一路有很多财政损失,但为了缓解产能过剩,我们必须坚决实施这一对外战略。

5.目前的体制环境仍然无法进行能力削减。

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达到生产能力,必须关闭矿山,必须解雇矿工,并且必须给被解雇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。然而,社会保障局没有那么多钱。从一家处理如何玩新加坡彩票的工业银行借钱将会导致坏账。后果不堪设想。

第二个原因涉及国有资产。国有企业资产缩水能否奏效也是一个问题。

因此,如果你真的想把生产能力放在适当的位置,单靠企业是解决不了的。它需要其他一些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支持。

许善达(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)1 .未来经济具有长期波动性,总体下降趋势不可逆转,投资不可持续。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我认为目前更重要的观点。

首先,我认为与前几年相比,2016年宏观决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。

首先是判断经济趋势。

目前,关于经济趋势有三种说法:一种是周期性下降趋势。有些人认为,当经济下降到某个周期时,例如,三八个月后,会有一个拐点,而且会继续上升。

仍有许多人认为,他们可能不得不在经历这种情况后,回到8%以上的所谓高速增长率。

第二种是悬崖式向下运动。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,中国经济正处于危机前夕,可能会突然降至非常低的增长率。

然而,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(Economic Work Conference)在判断中国经济走势时,并没有接受前两种说法,而是提出了第三种判断:下行波动。

换句话说,经济趋势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有增长也有下降,但总体趋势是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下降。

这是决策者全新的判断,是影响我国宏观政策各方面决策的前提。

因为如果决策者认为经济具有长期波动性,并且总体趋势是下行的,那么许多政策会因为这种判断而做出一些不同的调整。

因为经济衰退是不可逆转的,我们只能减缓下行速度,不能让它在短时间内回到上行方向,特别是相对较高的增长率。因此,政府对宏观经济方向进行了重大调整,这涉及到我们经常提到的供给方面。

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现在进行供应方改革。他们认为供给和需求是不能分开的,更不用说关注供给方面了。当然,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。

2.2008年外部需求不足。中国放弃了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,在经济上投资了4万亿劳拉。事实上,当金融危机开始时,我们的国家并非没有供应问题。

2007年12月,当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流动性过剩时,它提出了两项预防措施:防止通货膨胀和将通货膨胀保持在3%以下;防止经济过热。

然而,到2007年12月底,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经济工作会议筹备期间没有预见到的经济发展:发达国家没有足够的货币流动性,因此到2008年1月,包括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英国等发达国家开始释放流动性。

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发展,中国也看到外国投资订单立即减少。

当时,这些加工贸易企业的订单主要来自发达国家,订单减少是发达国家需求萎缩的信号,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对外需求不足。

因为在此期间,我国50%以上的对外出口是加工贸易,加工贸易订单的减少表明2008年出口可能存在问题。这一现象现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,但学术界仍有很大的争议。

当时,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建议调整这两种防御体系。

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%,就必须大幅收紧货币。然而,世界货币流动性是不够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是否应该或能够大幅收紧货币政策,以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生产经营状况,都是一个大问题。

当时,经济委员会内部有两种意见。我提议改变这两个防御系统的目标,但CPPCC的一些成员不同意,认为这两个防御系统仍然符合中国当时的现实。

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年上半年。一些政府部门通过对自身表现的分析发现,将通胀控制在3%以下是不可能的。

由于上半年的通胀率已经达到5%,如果全年都维持在3%,下半年的通胀率只有1%。

然而,许多部门的分析报告已经得出结论,即所谓的下半年1%和全年3%不再可能。这是在7月初完成的。

到7月20日左右,政治局已经研究了上半年的经济形势,并决定不参与两个防御系统。

而7月20日政治局会议之后,刘鹤在发了一个答记者问,里面就披露了为什么不再坚持两防。7月20日政治局会议后,刘贺向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,这揭示了他为什么不再坚持这两项防御措施。

因此,我认为这半年多来的宏观政策调整是比较及时的。

3.当时,由于高风险,马歇尔计划仍有一个中文版本未被采纳。事实上,10月份,4万亿投资计划得以实施: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了项目、商业银行贷款,并投入了大量资金,这防止了2008年相对严重的经济衰退。

事实上,当时还有其他建议,例如所谓的马歇尔计划中文版。

当时,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的中文版本。

当时,相当一部分中国外汇储备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,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只有十分之几。我们也应该把这笔钱借给一些国家。

虽然这些国家没有真正的购买力,但它们拥有矿产资源和地理资源。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资本和他们的资源结合起来,让他们进口我们的生产能力,我们也能解决中国新的外部需求。

我们借钱给他们,然后帮助他们采矿和修路,创造新的财富,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和谐世界计划。

然而,这一意见没有被采纳,因为在这些国家可能有政变或其他问题。放贷的风险很高,或者说国内投资4万亿元的风险最小。

另一个计划是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内需,这意味着降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例,但这太难了。

最后,投资支撑了经济,加剧了产能过剩。

当时,中国的消费也有问题。改革开放30年来,我国经济增长相对较快,但居民消费率一直在下降。因此,当时有人提出扩大居民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,但这涉及到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:第一个问题是居民收入比例大幅提高。

我们有一份文件说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。

然而,这个比例不能从天上掉下来。如果增加,就会减少。没有人回答过是减少政府、企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的问题。

因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,如果企业的比例降低,所有企业家都会觉得未来的投资回报会大大降低。

如果要降低政府的比例,有必要减税吗?该文件只说增加居民收入比例,而没有降低谁的比例,这表明增加居民收入比例的策略相对较软。

多年来,这一目标一直在推进,但进展速度缓慢。

因为它预计居民消费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,而且这将需要很长时间,不像4万亿投资那样能立即拉动需求。

因此,从投资、消费和外部需求三个主要需求领域来看,当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宏观决策是先抓住投资,支撑整个经济,再慢慢解决其余问题。

实践证明,这4万亿投资确实避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,但这4万亿投资也存在问题:我们投资了当时产能过剩的一些领域,如钢铁和煤炭。

随着这些投资接近完成,我们的产能过剩状况并没有消除,而是加剧了。

虽然到2012年我们已经意识到产能过剩的严重性,但已经在建的项目不能半途而废。

因此,2012年后,我们改变了投资方向,只投资了相对较短的领域,但之前已经建成的项目必须继续,否则损失会很大。

然而,仅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2012年后,我们提出了新的对外经济战略:一带一路。

4.一带一路有很多财政损失,但为了缓解产能过剩,我们必须坚决实施这一对外战略。至于我们为何要采取这样的策略,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密集的普通加工贸易已不能维持,这批工厂已开始外移。

中国曾提议努力让湖南、江西和广西接管广东一直无法经营的加工贸易企业,希望不要搬到越南等地,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地和劳动力便宜,可以有很多让步。

然而,这一策略收效甚微,因为中国的物流成本太高。我们的原材料从海外运到广东,然后到湖南加工,然后再运回。中间增加的物流成本不能通过节省劳动力成本、土地成本和其他成本来抵消。因此,以东莞为代表的大部分加工贸易已经转移。

依靠加工贸易解决出口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不现实的。

如果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定义概念,我不认为它是准确的,因为我们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做这样的项目。

就今天而言,这些项目的核心是我们借钱给他们接受我们的项目并与他们合作。

但这不同于当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。

那时,这些国家除了向美国借钱之外不能借钱,许多国家可以做中国现在能做的事。中日对印度尼西亚铁路项目的竞争就是一个例子。

几年前,我国在国外投资了大量能源。

现在,这些投资在确保能源供应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但它们损失了很多钱。

但是,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,我们的外部需求就会萎缩,这将给国家带来巨大压力,使产能过剩的情况更加严重。

因此,尽管困难重重,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一新的对外经济战略。

5.如果我们继续关注投资、消费和外部需求,将很难遏制经济下滑。因此,我们必须站在供应方。然而,这一战略的实施并不迅速,在理解上仍有许多分歧。

例如,中国应该提高最低工资吗?我们劳动力成本的现状如何?一些专家说,应该通过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来增加投资收入。

劳动力成本高的原因有三个:工资、裁员和社会保障缴款。

首先,有多余的工人。企业应该裁减的工人是不能裁减的。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支持他们,所以他们只能由企业来维持。

解决办法是减少工作时间,让八个人做五份工作,因此多余工人的工资占很大一部分。

还有社会保障。根据法律标准,中国的社会保障缴费率为45%,居世界前列。与美国相比,中国企业对养老保险的贡献率是美国的两倍。

我国劳动力成本高,社会保障缴费率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因为缴费率是按标准工资计算的,经济低迷导致许多企业相应减少工作时间和工资,但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比例保持不变。

在经济低迷时期,这一矛盾尤为突出。

事实上,我们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这种负担对企业和员工来说都太重了,所以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项任务:研究整个社会保障体系,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。

因此,在这种情况下,不可能在三到五天内提高居民的收入,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居民。

因此,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15年的三年间,我们基本上把重点放在了投资、消费和外部需求上。

然而,去年年底,我们已经对经济趋势作出了判断。如果我们仍然只从三个方面考虑,经济下滑的趋势可能难以遏制。因此,我们已经将重点调整到供应方面。

因此,经济下行趋势仍与供应方有关。

6.很难从三个方面改革供应方,一个是减少,一个是弥补,但最难消除生产能力。供应方应该做什么?简而言之,就是所谓的“三比一,一减一补”:消除产能、杠杆、库存、成本降低和短板维修。

例如,许多中国人不想在中国市场购买马桶座圈,而是从日本市场购买中国制造的日本马桶座圈。

因为日本的马桶盖质量检验极其严格,质量必须合格,但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各种指标都不合格。

这是一个企业的文化。

因此,修补短缺板就是进口更多中国需要和必须购买的东西。

脱销主要涉及两个领域:一个是房地产,另一个是农业生产。

目前,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存量非常大,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屋无法出售。为了吸收这些剩余的房地产,政府必须投入资源。

因为政府已经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收回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,但只有卖完房子才能征税。

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采取一些税费和各种方法来降低房价,它肯定会扩大在许多领域的销售,如电视、冰箱、床上用品等。此时,政府也将收回某些税收。

因此,我认为清仓的核心是政府应该提供各种资源。

第二个领域是农产品。我们的农产品现在正处于一种对社会财富非常有害的模式。

最典型的例子是玉米。我国玉米的购买价格得到补贴,远远高于进口玉米。所以去年,农民们把他们生产的所有玉米都卖给了国家储备局。两年后,玉米将变成陈年谷物,只能用作酒精等。

下一步是去杠杆化。现在中国整体的杠杆率相对较高,包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、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,这可以在后面讨论。

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债转股,因为杠杆率降低并转化为股票投资,债务减少,资产负债表可以立即改善。

当时,商业银行债转股解决了股份制改革的问题。当时,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用14亿元购买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,成立了四大公司来处理这些不良债务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,然后股份制上市赚钱。

然而,钢铁行业的代表认为,钢铁行业和商业银行一样,是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。

由于商业银行可以进行债转股,钢铁行业也可以进行债转股,得到了不少企业的支持。

然而,债转股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商业活动。

原则上,只有当判断实施债转股后,融资成本可以降低,资产负债表可以改善,发展迅速,才有可能对有潜力的企业进行债转股。

如果在对企业的未来没有这样的判断的情况下实施债转股,未来资产将会缩水,债转股甚至可能比坏账更糟糕。

因此,这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债转股,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债权人对企业前景的判断。

因此,去杠杆化问题上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债转股。规模和去向取决于几家大银行的决定。

此外,根据法律,中国商业银行不得进行投资,否则债转股将成为股权投资,这是违反商业银行法的。

因此,去杠杆化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。

但目前,产能是最大的问题,在三季中排名第一。

目前,产能过剩非常普遍。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为12.5亿吨。去年,它生产了7亿吨,出口了1亿吨。然而,今年的出口量大幅下降。

煤炭更加严重,估计生产能力为57亿吨。去年,实际产量为36亿吨,产能过剩20亿吨。

但是,一方面,产能过剩20亿吨;另一方面,中国仍在开采煤矿。

因此,这两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很低。

这一次,中国为这两个行业设定了降低产能的目标,钢铁行业设定为1亿吨,煤炭行业设定为5亿吨。

最近,一位专家对这两项指标发表了三点意见。我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。首先,这个指标不高。其次,虽然这一指标不高,但也很难实现。第三,即使实现了,产能过剩的趋势也没有多大改变。

因此,从这三句话中可以看出目前在取消生产能力方面的困难。任务很重。

此外,仍然存在一个问题:目前的体制环境无法进行能力削减。

一个原因是要达到生产能力,必须关闭矿井,必须解雇矿工,并且必须给被解雇的工人失业保险。但是,社保局没有那么多钱,从商业银行借款会造成坏账,无法承担。

第二个原因涉及国有资产。如果关闭几个矿山,它们的资产肯定会缩水。国有企业资产是否缩水也是一个问题。

因此,如果你真的想把生产能力放在适当的位置,单靠企业是解决不了的。它需要其他一些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支持。

然而,许多系统和政策现在都无法支持,因此产能移除是我们供应方改革的核心、主要和最困难的一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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